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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中的20世紀外國史學

時間:2019年08月01日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于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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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對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是以往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社會主義成為現實的社會制度,并在不斷探索中前進;民族解放運動迅猛發展,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崩潰。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并在20世紀歷史學的發展中得到生動的反映。本期刊發的三篇文章,試圖追尋20世紀外國史學發展的蹤跡,并以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中東史學為例,闡述20世紀史學多元發展的特點。

  放眼當今國際史壇,各種史學思潮和方法涌現,著實讓人眼花繚亂。例如,在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歷史研究中的建構、解構、重構;微觀史學、宏大敘事和全球史;歷史的認識論、方法論,及以史學理論范式為中心的范型論;解釋模式和歷史語境;歷法時間與歷史時間;文化史、新文化史、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的歷史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經典文本研究等層出不窮,而這些似都可從20世紀外國史學發展中找到淵源。

  英國史家G.P.古奇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堪稱世界史學名著。他在書中首先敘述了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家的史學發展,最后6章則論述了“國際性”的史學成就,即“古代東方”“希臘和拜占庭”“蒙森和羅馬史研究”“猶太人和基督教會”“天主教史學”“文明史”,并沒有20世紀史學史必不可少的世界史、全球史。這不是G.P.古奇的疏漏,而是時代使然。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這一“結果”大約在19世紀60年代之后才出現。

  20世紀是世界歷史巨變的世紀。有研究者認為,這100年對人類的影響超過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總和。20世紀史學發展的重要特點,首要的便是突破了19世紀以國別史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歷史的框架,出現了學科意義上的世界史,并在其框架內出現了具有20世紀鮮明時代特征的斷代史或專門史,如“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紀史”“全球史學史”等。這樣,人們今天在述及20世紀外國史學發展狀況時,才會在“世界的”或“全球的”視閾下展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把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推進到電氣時代。恩格斯說,“這實際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這不僅是科技革命、生產力革命,也是社會革命、思想革命。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而且為新生產關系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史學也正是在此時,舉起“史學革命”的旗幟走入了20世紀。1912年,美國歷史學家魯濱遜將其新著命名為《新史學》,意在公開挑戰傳統史學,強調史學不是停滯不前的學問,而需隨著社會和科學的進步求新求異求變。1929年1月中旬,法國著名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現名為《經濟·社會·文明年鑒》)在新史學的浪潮中問世,以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等為代表的年鑒學派,力主打破實證主義史學的局限,明確提出了“問題史學”的原則,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建立問題、假設、解釋等程序,從而為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開辟了道路。在新史學的基礎上,家庭史、兒童史、書籍史、閱讀史、想象史等方面成果卓著,出現了一系列歷史學新的分支學科,如社會史學、文化史學、人口史學、心智史學、心理史學、新經濟史學、新政治史學、家庭史學、婦女史學、城市史學、口述史學、計量史學、比較史學等。與此同時,以過程敘述為主的史學,逐漸為注重理論闡釋性的史學所代替。

  在20世紀歷史上,1900—1918年被稱為“舊世界體系崩潰”的時代。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列強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大戰導致歐洲衰落,歐亞封建帝國瓦解,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戰后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僅暫時調整列強均勢,并未平息列強之間的矛盾與爭斗,反而使資本主義世界醞釀著更大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191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爆發后,幾近使資本主義遭滅頂之災,此時社會主義的蘇聯發展勢頭良好,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迅速擴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波蘭、中國、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迅速發展,如英國E.J.霍布斯鮑姆和E.P.湯普森等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整體社會史學,強調“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研究,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并且在世界史壇的影響迅速擴大。如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所言,“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這是因為,“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沒有唯心主義史學家任意挑選來作為標準的‘諸如自由、個性、民族和宗教等亂糟糟的主觀主義概念’,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類歷史復雜事件的使人滿意的唯一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以百計的民族獨立國家誕生,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發展中國家開始登上國際舞臺,成為關系到世界全局的重要的政治力量。1955年,巴勒克拉夫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撰寫了《處于變動世界中的史學》,最先提出西方史學需要“重新定向”,史學家應該從歐洲和西方跳出來,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時代,一般認為,這是全球史觀的濫觴。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問世。他的觀點與巴勒克拉夫一致,即“新世界需要新史學”,“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在他看來,殖民體系瓦解、數以百計的新興國家的誕生,無疑是新世界到來的標識,新世界催生了新的《全球通史》。這部著作之所以在國際史壇享有盛譽,主要在于它的“全球性”。如闡述公元500年之前的古典文明時,沒有遺漏中國和印度,也不是一筆帶過;闡述中世紀文明時,儒家文明是獨立一章,此外還有專門篇章研究西方擴張時的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在對1500年以后世界的研究中,作者較深入地探討了全球統一性的開始、全球統一性的鞏固。對于第二次工業革命及兩次世界大戰,作者強調的均為“全球性影響”。這在當時西方世界通史性著作中,是很少見的。

  從19世紀民族國家的歷史,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史,再到20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史,“民族國家”“世界”“全球”并不僅僅是歷史研究單位的轉變,更是二戰后世界政治版圖的改寫。當今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這是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不可逆轉。在西方學術特別是歷史學的語境中,“世界”這一概念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根深蒂固,有其特定的內容。近代以來西方的世界史,只是古代希臘、羅馬,以及歐洲、北美的歷史。這種偏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有所改變,但徹底肅清其消極影響,則尚需時日。

  當代中國歷史科學在其自身繁榮發展的道路上,廣泛汲取人類文明的一切精華,自然要借鑒20世紀外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切有益內容。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擇其善者而從之,是我們長期的現實的任務。

  (作者:于沛,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郝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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